已矣哉！
国无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怀乎故都！
既莫足与为美*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！
这是屈原的叹息，也是为诗人哭泣的最感伤的歌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有未来，没有希望。《离骚》，一曲伟大的诗人之歌，终其一篇，都在感伤着一个“无人”的时代。“无人”，不是说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，而是没有可以成其本质的人。人的本质何在？人的本质在于能“群”，人能“群”是因为“神性”的共同居有，是屈原在开篇就吟唱的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”，这上追神圣先祖，非炫耀赫赫家世，而乃在于确认楚人同宗共祖的不朽神性祖先。
诗人的悲伤，在于失“群”而痛感大众的平庸化，他处于“孤栖”“羁旅”的落寞与悲凉之中，他向世人的神圣道说，无人听见，无人跟随。他所呼唤的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，要作为民族和大众的先知和引路者，引人奔向光明之地，然世人皆如追腥逐臭之蝇虫，又何能于神圣之地跟随诗人以筑居。
悲伤啊，昨日偶见又有新闻媒体怒斥高校教师出格言论，一位教师不过发出了不符合大众口味的婚姻和两性观念，便被停课。又见权威刊物或重要纸媒，皆歌功颂德之文，唯权力为大。又有复旦青年教授，被其学院书记各种逼迫压榨而举刃复仇，而遂被网友盛赞“唯士之怒，流血五步。定点清除，不伤无辜”，此也胜过一些平庸者被权势欺压而泄愤于无辜弱者。
屈子之悲，千载而下，仍令人情伤。为何自沉于汩罗，而不见其举刃以除佞臣与仇寇？诗人没有敌人，他只痛恨平庸化的时代，人已成为非人。他只欲以自己的死作为民族和人类的献祭，此与苏格拉底以甘愿赴死以唤醒雅典、耶稣以死去赎世人陷于罪的生命相通。华夏民族因有屈原之赴死，而成为文学上和精神上之一伟大民族，即在于屈原之哭，是为诗人之哭，是哭人之本身。
两千年过去了，华夏民族仍陷于污泥浊淖之中。有学者朋友向我慨叹，庸人庸文太多，学术风气不正，当代诗人多为名利计，已失却书写人的本质与引领民族与时代的可能，他们写不出自己，也写不出这个世界。当代之学者与文人，已中断了他与天地*神的隐秘联系。自一些前辈大家走后，学界和文坛，愈益为宵小所据，四平八稳的庸人之文大行其道，此不亦悲乎？
有诗人朋友在朋友圈以再读《橘颂》为屈原祭，叹无人敢再读此文，此确然也。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……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。……年岁虽少，可师长兮。行比伯夷，置以为像兮。”当今之世，还有几人能固其初志？有几人能美其内外之饰？有几人可为师长？有几人敢异于众人而不遭世之唾骂？
当今学者文人，已被金钱和权力所牢笼，而难于有所言。且说金钱之腐蚀学术，如前有《求索》主编收受贿赂锒铛入狱，后又有《湖南社会科学》再重蹈覆辙，还有诸多在国外发文数据造假，以渴求体制之重金高名赏赐。此当下学者文人，渐趋平庸之重要因由。
又此时代之平庸，在于诸子自由之学衰。屈子之时代，虽各国*治腐朽，世人沉沦。然思想者与诗人交相激荡，而独擎文明之旗帜。战代末期之哲人如庄子、孟子、荀子等皆与屈原同时，且前有北方孔子、南方老子之思想巨擘，而可为屈子思想之表率，又加之楚人先代仍有诸神巫*文化之超脱信仰，而遂成就屈子之诗。故诗人之成就，非仅来自诗歌本身，而有哲学、宗教、艺术等诸学科或诸领域的濡染浸润，而方可成其大。
西人言，哲学为诸学科之首。华夏民族数千年而为诗之国度，虽相对弱于哲学，然哲学也自为东方文明之大宗。考于当前，中国哲学亦弱矣。自前辈诸大家离世后，大多哲学文章多陈词滥调，无现代意识和现代话语转换之自觉，此又以中哲为甚。即使就津津乐道于西哲者，也大多就概念论概念，也缺少将现实问题理论化，或将理论转入现实问题或中国问题之自觉。当代为书斋之学者多，为致用之学者少，而欲知行并举者，则少之又少。
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来说，将现实问题理论化，是抵达哲学之普遍性；将理论问题现实化或中国化，则是进入哲学之具体性。此两者未得结合，则哲学之超越性和时代性都无从彰显，故哲学之创新性也终阙然不闻。这个时代，愈来愈走向平庸化，真所谓*钟毁弃，瓦釜雷鸣。
屈子之悲，又在于思想和学术遭遇权力阻断之悲，此两千年来，也终未有变。当前中国高校各种撒钱要办双一流大学，各种引进外国留学生，要达到国际化，不过是东施效颦，终为人类学术之笑柄。
中国学术平庸化的症结，又实在于学术权力屈从于行*官僚权力。最近复旦数学学院姜博士与王书记冲突的悲剧即可谓学术自主与行*官僚权力冲突的最极端体现。当学者需要在官僚体制所规定诸方面达标或合格时，大多数优秀的学者就被碾碎了。想想当今要做一个学者，需要经历多少关卡，没完没了各种考核，要让各方面满意，系科院校领导、人事处、*委、纪委、学术委员会、宣传部，甚至还有各种负责监视的学生，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予以考察。
屈原作《渔父》，即叹于世之不容于清洁之人，而庸人横行。“屈原既放，游于江潭，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‘子非三闾大夫与？何故至于斯？’屈原曰：‘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’”，众人皆醉，也是当今时代的写照。现代社会的堕落，就在于思想和学问不再是独立的原创性精神产品，而成为大众和权力的玩物。这个平庸时代的一切标准，要么屈从于官员的数据和意志，要么低头于大众的喧嚣的吵闹。
民国之世，优秀学者或教授尚能左右舆论，当今欧美制度化的教授治校，也可选拔英才。然当代之中国，行*官僚和学术官僚掌握学术权柄，则民族不再有希望。且看学界之鸣于上者，大多无扎实学养，也乏情思才华，而理论思维能力则更稀缺。如沦为笑柄之张维为、孔庆东之流，却窃据高位。而更多平庸学者也大多不过满足于材料梳理、只限于把一个专业问题说清楚，满足于成为某某学某某经某某家的专家，但贯通性和创造性思维却极其匮乏。
当屈原之精神上天入地，穷究人生与世事之疑惑之时，他已从诗歌进入到根本的哲学之问：
曰：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
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
冯翼惟象，何以识之？
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
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
惟兹何功，孰初作之？
斡维焉系，天极焉加？
在这里，我录上屈子《天问》开篇的追问，也在于指出文学或哲学之思想，都在于探讨人生和世界之根本问题，在于思考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又到何处去等问题。然当代中国哲学，已多不关心及物，做成了纸面上的材料梳理的学问。很多所谓哲学学者，不过自命为哲学研究者，却大多只有述而没有论的能力，这种中国的哲学，不过是西方各种思想家或中国先贤的注脚。
一个时代的平庸，学者的平庸，其实就源于在当前中国，哲学只变成学科而远离思想。即使作为学科课程，在中学也未予开设，大学只是少数学校开设，这就让哲学这样一个最具有理论思辨又
在纪念屈子的节日，我们为诗人哭泣，在一个平庸的时代，我们殷切地希望一种哲学精神能被真正唤醒。
蜀山牧人辛丑年五月初五端午节于广州
何光顺
何光顺，笔名蜀山牧人，文学博士、教授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，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，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与状元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席。主要从事中国哲学、魏晋玄言诗学、文艺美学、当代诗歌批评等领域研究近20年，在《哲学研究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清华大学学报》《现代哲学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。有多篇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高校社科学报文摘》全文转载或摘编。出版学术专著《玄响寻踪——魏晋玄言诗研究》1部，主编《南方诗选》《珠江诗派》《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》等3部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，主持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项，主持完成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1项，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4项。
《云山论道》编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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